5月23日，“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的文件在网上掀起风波。

这些文件透露出信号：昆明部分城投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到期债务偿还困难较大，地方政府正多方筹措资金，但仍面临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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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事件，昆明国资委、海通证券、民生银行等各方均发表了辟谣或说明。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再度掀起公众对城投债风险的关注，毕竟此前已有城投债出现技术性违约，对区域融资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去年年中，兰州城投标债兑付虽迟但到，出现了技术性违约。今年，我国城投债到期规模合计约近5.7万亿元，达历史峰值。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城投债风险只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多途径化解，单一措施难以发挥作用。比如，通过资产重组出售部分资产来偿还部分债务，一些有经济效益的公司可以用利润偿还部分债务，或者与银行谈判，进行债务展期，适当降低利率，山西便是采取这种方式。

昆明近年土地出让金持续下降偿债压力在未来两年将持续延续

这一次，昆明站在了舆论的风口，面对网传材料透露出的昆明部分城投企业到期债务偿还困难较大等信息，多方进行了辟谣或说明。

昆明国资委表示：“近日，我们关注到部分微信群和网络媒体出现了题为“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的不实信息传播，给昆明市国有企业和有关方面造成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已经采取法律手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海通证券发表声明称，上述外部参会人员言论仅代表其个人，不代表公司的观点和立场，后续将持续强化内部管控，加强对参会人员的管理要求。

民生银行也紧随其后表示，昆明分行普通员工马某某在工作时间之外，以个人名义参加海通证券组织的外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不实言论，马某某参加此次活动从未经民生银行昆明分行批准和授权，系员工个人行为。

作为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的支柱产业主要为旅游文化业、制造业、医药、烟草等。2022年，昆明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541.37亿元，增长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同时，昆明的第三产业附加值较高，达4810.02亿元，同比增长2.7%。

根据东北证券研报数据，2022年昆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230.56亿元，发债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3742.49亿元，现存城投债余额763.35亿元，发债城投的城投债余额占城投有息债务20.40%。

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昆明债务规模并不算大，但受到债务到期压力较大，土地出让收入下滑等因素影响，昆明债务压力有所提升。

从债务到期压力来看，贝壳财经记者据Wind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昆明有17家城投公司（地市级、区县级），总注册资本约474.6亿元，存量债券约640亿元，2023年到期债务约153.75亿元，占存量债券的比例达24%，且其余存量债券多于2024年、2025年到期，偿债压力在未来两年将持续延续。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2018年-2022年，昆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595.6亿元、630亿元、650.5亿元、689.1亿元、505.25亿元。2020年、2021年，昆明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737.1亿元、451.09亿元。2022年，昆明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46.1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7.3%。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2018-2021年，昆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升缓慢，同比增速分别为6.20%、5.78%、3.24%和5.94%，税收收入占比波动上升，2021年占比为78.54%，财政自给率自2018年以来呈下降趋势，2021年财政自给率仅有74.25%。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以来，昆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下滑明显，此前，昆明市财政对土地出让金依赖较大。

同样源于中泰证券研报的数据，2018-2020年，昆明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但自2020年以来，政府性基金收入呈下降趋势，其中，2020年和2021年同比分别下降22.88%和38.80%，受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影响，昆明土地财政依赖度自2020年以来持续下降，2021年土地财政依赖度为60.67%。

昆明城投债风险其实早有“预警”，今年4月23日，联合资信发布公告称，将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21滇池投资MTN001(绿色)”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联合资信认为，滇池投资是云南省滇池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唯一投资建设主体及昆明市最重要的污水处理企业，持续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公司短期债务偿付压力大，主营业务净水处理能力有所下降，票据出现逾期，被执行案件涉案金额较大，公司流动性压力大。

“谁家的孩子谁抱”寄希望于中央救助不太现实

温来成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云南的城投债风险国内很早就关注了，有一些机构将债券债务余额和城投债余额相加，与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及基金预算收入相对比得出综合债务率，这一指标云南排在全国靠前的位置。“从全国来看，2005年~2021年，整个城投债债务规模都在提升，只有2022年城投债发行总额有所下降，到2022年底，城投债余额已达13万亿元，据此推算，城投公司整体债务可能在60万亿元-65万亿元。”

近年来，城投债技术性违约事件时有发生，今年，我国城投债到期规模合计约近5.7万亿元，达历史峰值，根据中诚信国际的测算，今年天津、江苏、甘肃、吉林等省份短期偿债压力较大，需要关注其债务风险。

温来成表示，目前来看，城投债风险只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多途径化解，单一措施难以发挥作用。比如，通过资产重组出售部分资产来偿还部分债务，一些有经济效益的公司可以用利润偿还部分债务，或者与银行谈判，进行债务展期，适当降低利率，山西便是采取这种方式。“另外，从过去两年各地化解债务风险，特别是隐形债务清零试点地区来看，也有部分债务是通过财政预算偿还的，因为城投债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如果地方拿得出钱，也会替城投公司还一部分债务。同时，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中，也通过发行再融资券来偿还一部分城投债，总之，化解风险的途径要多样化。”

地方化解城投债风险寄希望于中央或许并非明智之选。今年1月份，财政部网站公开的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072号提案答复的函，其在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方面，再次表态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财政部部长刘昆更是两度表态，打破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兜底预期。

温来成认为，现在有些人可能寄希望于中央救助地方城投，这不太现实，按照中央的说法，“谁家的孩子谁抱”，省级党委、政府对本省辖区范围内的债务负总责，各级党委政府对本辖区内的债务承担相应责任。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陈莉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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